鼠疫当前。

两个大营移驻潼关，让咸阳的刘狮子越发暴躁。

他恨不得把眼珠子抠出来，让秃鹫叼着飞到潼关上空，亲眼盯着那边的情况。

但元帅军主力东移，西安府有人比他更紧张。

这个人就是府城里蹲着的陈奇瑜。

自从魏迁儿占领西安郊外以来，城外的围城军队多一点、少一点都让他牵肠挂肚。

没办法，西安城里屯驻将近三个卫的旗军，兵粮根本吃不到冬天，他就盼着刘承宗赶紧攻城，这场围困越拖，对城里的明军越不利。

偏偏刘承宗的动作，在陈奇瑜看来如同梦游。

一会儿给西安府士绅设个咸阳宴，一会儿在各地征收物资，一会儿又要铸炮运药，总之啥事儿都干，唯独不攻城。

围城的军队也一会少、一会多、一会又少的。

先是魏迁儿一个大营占领郊野。

随后浩浩荡荡几个营开近城下，一水的半具装甲骑，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精兵强将，可驻军片刻，就往东边调了五千。

过了两日，又往东边调走五千。

一仗没打，城外就像要撤围了一样，虽然围城的壕沟还在挖，但铸炮的人都少了六成，更别说围困的军队了。

陈奇瑜没有多少跟外界联络的渠道，整个西安府甚至陕西的情况，基本上是盲人摸象全靠猜。

他脑瓜子都快想炸了，也不明白东边到底有什么好玩意儿？

值得一万甲骑拽着炮，甚至带着火箭车跑过去，更有渭河南北的一艘艘小船和一架架羊皮牛皮筏子往来运送物资。

陈奇瑜最大的猜测，是皇上又派了一支军队，打到潼关了。

说实话本来他对这个闪过脑海的猜想，也是将信将疑，直到刘承宗派人在城下喊话，说东边闹了瘟疫，他才确定——肯定是皇上增兵了！

这年头谁没见过瘟疫啊？

就算真是见识少的，也听说过瘟疫。

更别说陈奇瑜是山西人，山西因为地形复杂、靠近塞外、生态环境破坏严重，就算风调雨顺，也基本上十年二十年就要闹个瘟疫。

万历亲政以后，大明基层进入无政府时代，水利失修、乱砍乱伐、胡乱开矿，发生瘟疫的频率急剧增加。

具体就是万历在位的四十八年里，山西闹了十九次瘟疫。

陈奇瑜二十岁的时候，家乡就闹过白喉，明代叫喉痹，传染得极为厉害。

从九月一直闹到次年二月，太原城里十户里八九家都有染病的，十人里六七个都染病，染上一两天就会死掉，就连王城里的晋王都死了。

所以他对瘟疫有很深刻的认识，很轻易就得出所谓的瘟疫，肯定是刘承宗的缓兵之计。

简单来说就是在骗人。

因为面对瘟疫，最正常的做法，是防范。

防范，在宜散不宜聚，要亲友绝往来，病不能问，死不能吊。

而军队无疑是人类最看重聚集的组织形式。

没有组织，则没有军队。

古时绝大多数瘟疫都是军队带来的。

因此实际上，军队不但无法遏制瘟疫，在瘟疫面前，他们要比城里的普通百姓更加脆弱。

而对郊野乡村的百姓来说，其实如果没有兵乱战祸，以这个时代的交通环境和人口流动性，瘟疫反倒并没有那么恐怖。

即使东边真有瘟疫，刘承宗两个营扑上去有啥用。

瘟神可不怕你的铁马刀枪。

陈奇瑜就算想破头，也想不出这一切都是因为潼关卫的指挥使张尔猷，借瘟疫来恐吓元帅军。

偏偏元帅军除了大帅是惜命鬼，剩下从上到下全是满脑子一了百了的短命鬼，非但不吃这套，甚至变成恐惧，将一切十倍偿还。

最终引发刘承宗作为崇祯年间正统明军的被动技能，葫芦娃救爷爷。

这种对局势的错误判断，让陈奇瑜发了疯地想联系外界，并很快付诸行动。

张天琳率军离开西安府城的第二天夜里，西安城组建了五支百人队，作为鬼兵出城砍营。

另有一支敢死小队，不携任何书信、信物，背下陈奇瑜所有要求，趁乱冲出围城营地，将口信送往各州县。

那刚好是元帅军围城营地最松懈的时候，刘承宗还在城外，但他正打算次日启程前往咸阳主持收集物资，而负责围城的王文秀，则在帅帐里听刘承宗说了半宿的围城要点、防备瘟疫之类的事。

当明军的鬼兵出城，在外面一顿乱打，刘承宗和王文秀都没当回事，甚至心里还有几分嘲笑。

鬼兵嘛，元帅军熟得很，只要有防备，做不到出其不意，就是出多少死多少。

他们甚至捉住了几个为陈奇瑜送信的小兵，但身上没有任何信物、书信，只说是受不了围困，借机投诚，就分在百总队下面当辅兵了。

但还是有个人趁乱跳进渭河，一路东躲西藏，将陈奇瑜的口信送达目的地，韩城。

韩城知县叫左懋第，是个山东莱阳籍出身士大夫家庭的猛人。

祖、父亲叔伯、堂兄弟三代全是举人进士、文武官员，叔叔是登州卫镇抚、姐夫是登州的游击将军。

在陕西，谁都知道他很能打。

崇祯二年，莱阳的莲社头目董大成举兵，五千白莲教徒围攻莱阳城，当时还是秀才的左懋第登城参战，发炮迎敌，结果火炮质量不好，炸膛了。

左懋第被炸伤，匆匆包扎，换了门炮接着放，击毙一名莲社头目。

崇祯三年他中了乡试亚元，四年中了进士，五年授官，陕西韩城知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