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对刘承宗。

其实，很佩服。

他知道这是正经贼人，日夜琢磨抢他的天下。

说白了，崇祯就从来不觉得，刘承宗、黄台吉、林丹汗或者其他人是他的敌人。

或者说他们这些统治者都一样，身为人中之龙，哪个会瞧得起人，哪个会把人当做对手？

没有人配的。

就连他们之间都不配互为对手。

他们的对手远比他们当中某个人更强大。

崇祯就像一个庸医，站在他的面前的不是名叫后金的强大病菌，而是大明这具年老体衰病入膏肓甚至已经腐烂的身体。

换到刘承宗也一样，对手是饥饿的胃口和身边成群结队的反社会，要拴好疯子的笼头喂饱疯子的嘴，用疯了的脑子指挥疯子的腿。

一个走神没管好，溢出去个张一川，就会杀得黄淮两岸人头滚滚。

左懋第不清楚这个，才会误以为崇祯深恨刘承宗。

实际上崇祯恨的是黄台吉。

因为八旗那是真一直端着凿子，凿他天灵盖，真疼啊，还没完没了。

刘承宗就不一样了。

他还在这像个丹药师，一个官一个官的验药方。

有时候得忍痛拆掉两根肋骨，给陕西赈个灾；有时候拿错了药，抬手就是一把砒霜，吃得拉肚子。

但没办法，作为皇帝，不论能力，他必须尝试挽救他的大明，把腐烂的断腿医好

结果刘承宗闷不吭声扛着锯子，抬手就给他把烂腿卸了。

尽管突然少了条腿，崇祯心里多少有些怅然若失，但阵痛过后，崇祯心里反倒因为肩上的责任少了一部分，松快不少。

实际上早在张一川进河南的时候，崇祯就已经暗搓搓地派人打听福藩在苏松常的各种杂税了。

主要是因为有刘承宗这个先例在，崇祯一度低估了藩国被围的严重性。

还以为就会和肃藩、韩藩一样，亲王郡王甚至宗室都不会死，该跑的跑、该投降的投降。

你都投降了，那叔叔就在刘承宗那边好好过，看在朕的面子上，刘承宗肯定不会为难你。

那不韩王、肃王都还活蹦乱跳的。

朕在这边，也把你的财产接收，造成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

万万没想到张一川那个蛮子，逮住郡王是真杀啊。

结果就导致万安王的死讯，把崇祯脸都吓绿了，生怕再让他害了福王，赶紧让张任学去支援。

直到福王的危机解除，崇祯才想起了陕西藩国在内地也有财产，虽然少，但蚊子再小也是肉。

所以他就责成礼部，清点查验秦藩、肃藩、韩藩在内地的地产，准备把这三个藩国革除。

当然，这种轻松愉快的心情，也就持续了一个月。

从丢掉陕西开始，截止至左懋第告诉他刘承宗在筹备称王。

一说刘承宗要称王，崇祯心里的危机感又不受控制地涌现出来。

皇上在心里暗骂：“这好端端的，你称什么王啊，就好好在陕西治理朕的西北不好吗？”

他对刘承宗的内心情感可太复杂了。

羡慕、佩服、害怕，混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鄙视，更有尽在掌握之中的自大。

这实际上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丢掉陕西的概念。

甚至连张一川在中原腹地乱窜，他也没概念，只是听别人说，离祖坟越来越近了。

就像那些长于深宫的皇帝一样，崇祯的江山，就是那一方地图。

刘承宗的元帅府疆域再大，张一川的乱兵活动范围再广，都比不上己巳之变后金军杀到北京城下带来的震撼大。

他心里最恨的，始终是让他威严扫地的后金。

发生在天下间的大战，对他来说都只是钱粮、兵员的数据。

所以才会有的将领打败仗、杀良冒功，皇上笑得非常慈祥；有的将领打败仗，立马就被拉出去剁了。

原因就在于你找朕请饷，钱是朕这拿的，兵败，切肤之痛。

人家自筹粮饷打仗，兵败，皇帝是没有感觉的。

而对左懋第来说，刘承宗像远古巨兽咧着血盆大口的威胁近在咫尺，他和崇祯交流完全是鸡同鸭讲。

左懋第描绘刘承宗可怕之处，军队把陕西富户犁了一遍，分田分地，行政效率和榨取民力的能力极强。

反之他的韩城县，因为那些长久以来的积弊与豪家，殚精竭虑都达不到那个程度。

这话听在崇祯耳朵里，就成了满心疑惑，差点脱口而出：你让他派兵帮你犁一遍不就两难自解？

当然，崇祯没说。

虽然他已经做了皇帝，但其实对崇祯来说，这八年他只是在学习如何做一个皇帝。

毕竟他不是太子。

到如今他已经知道，最好不要跟臣属讨论问题，只需要提出问题，看大臣有没有解决办法就够了。

如果没有，就再找个大臣过来，让他俩讨论。

皇帝不能参与讨论，只要开口说出长篇大论，没人能永远正确，总会出现纰漏。

帝国中枢汇聚了天下最聪明的人，这帮王八蛋本来就仗着智力谁也瞧不起。

皇帝的言语出现纰漏，必然会让人轻视。

他已经比登基之初成熟太多，只是对他行将就木的帝国来说，还差得远。

就崇祯听左懋第极力渲染的威胁，他却只从韩城看出，刘承宗可以合作。

甚至说难听点，刘承宗不叮无缝的蛋。

左懋第是万万没想到，在他极力渲染刘承宗的威胁之后，奏对结束，崇祯就召来了首辅温体仁。

皇上跟首辅介绍了元帅府最新动向，一开口就是：“朕意阻刘氏擅称王号，故欲封其秦王，阁老以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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