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依然在表演。

温体仁依然在配合。

一低头，一拱手：“老臣愚钝，唯望陛下圣裁。”

次日的朝议上，军粮换赈灾粮的提议就被扔给朝臣。

侧重点不在支援元帅军挡东虏，而在于即使要给叛军兵粮，爱民如子的皇上也愿从叛军处换来赈灾粮，以赈济山西百姓。

实际上兵部户部都不同意这个提议。

兵部不同意很正常，他们正在计划一个由河南攻打潼关、郧阳袭击西安的战略，试图把元帅府洗过一遍的关中夺回来。

这种时候，朝廷却在北方跟元帅府搞起来战略合作，谁也接受不了。

而户部，就有点藏着掖着了。

于公，这对户部其实是好事，毕竟山西买粮赈灾，即使是十万两，省府也很难挤出来。

民间倒是可以，但民间商贾买了粮，那粮食是要卖的，而卖，就肯定落不到快饿死的灾民手里。

粮价从来不是没理智的疯涨，涨到七两一石，就说明有人能出得起这个价钱。

反而是用通州的粮换韩城的粮，这笔粮能直接运抵省府，由巡抚吴甡打理，最大限度上落实到缺粮的灾民手中。

朝野对吴甡的赈灾能力，有目共睹。

当年他带十万两赈陕西，由从陕西的藩王富绅处拉来三万六千两与三千石粮的捐助，赈济延、庆、平、西四府。

耗用银两精确到毫厘，救助的灾民精确到人，一共赈济二十四万三百四十五人。

发了牛种、赈了饥民、修了驿站、补了军需、买了骡子、支了军饷、修了城砦，中间被各县扣留、虚报一千三百余两，后来也应追能追尽量追回。

当然结果确实无益于陕西乱状，但那并不能说吴甡赈灾是失败的，恰恰相反，他做到了自己工作能力的极致。

只是朝廷给的预算就是一人救几口饭，他就算做到极致，也只是确保让该吃到的灾民把那几口饭吃进肚里罢了。

而这个时候，如果山西得到不是十万两银，而是十万石粮，再加上山西一省的行政能力，那相较于当年赈济陕西，物资便充沛了十倍不止。

当年在陕西，十万两银就算全换了粮，也不过只能换到万余石粮而已。

可是于私。

户部没有任何官员能保证，他们从通州取出十万石粮，跟边墙对面的刘承宗脑子里的十万石粮，是一个东西。

这儿可是北京！

不是陕西那穷乡僻壤，吴甡一个御史过去，一口皇命只要足够强硬，就能把事情办到分毫不差。

十万石大米白面变成小米黄面，小米黄面变成陈腐旧粮，陈腐旧粮变成石头沙子，运粮的兵丁害怕了自己抢自己，管粮的害怕了点火烧廒仓。

这些很巧合的事情不一定会发生，但没有任何人敢保证就不会发生。

它们还没准会同时发生呢。

户部官员不懂刘承宗手下的杀才，难道他们还能不懂朝廷的贵戚与胥吏是个什么操行吗？

到时候出了事皇上要问责的。

所以没人能说自己的真实想法，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反正不愿意推进这事。

就在这时候，边关接二连三传来急报，黄台吉的密信被截获了。

不止一封。

第一封被截获的，是黄台吉写给沿海总兵官、平虏将军陈洪范的信。

这信是一个月前写的了，夹在木头里竖在旅顺口的岸边，被海防兵发现，一看内容赶紧渡海上报山东。

信的内容其实禁不起推敲，写了很多似是而非，一看就是故意增加真实性的东西，比如几个人名，说是陈洪范派遣的外交人员，又提及三顺王的官爵。

到后面狐狸尾巴就露出来了，说届时来投，功名不在三王之下；或在大明，作为内应，二者请决其一。

甚至还解释了把信夹在木头里立在海岸的原因，说是担心泄露大事，所以没有让陈洪范派到沈阳的使者回来。

其实就是反间计，正话反话全说了。

而陈洪范其实在这个时候，才在旅顺口收到另一封充满威胁的劝降信。

说大明如今是外臣则奸伪欺饰，内臣则互相倾轧，将军难道能扭转挽救这种情况吗？你好好想想！

前一封信故意被明军截获，送到崇祯当面，也不敢对陈洪范有什么动作。

黄台吉之所以离间陈洪范，是他收到情报，陈洪范有兵，打算驻军朝鲜，只是不知具体数额。

所谓天军十万、兵舰四百，黄台吉觉得能有三五万就顶天儿了。

崇祯也是这么想的，他真以为陈洪范有三万兵。

因为陈洪范的沿海总兵，管的是登莱镇和沈世魁的东江镇，算上海外兵，朝廷寻思咋的也得有三万人马了。

可实际上，登莱和东江，早就都打烂了。

山东这地方，历来是相对安全的援辽基地，海漕后勤的民兵多，能打的部队并不多，而且还事多。

跟漕运占了边儿，就有罗教、白莲教的事，一闹饥荒就有人起兵，起兵就得平叛。

这一直都是杨肇基、杨御蕃父子俩手下那点兵的活儿。

人家的精锐人马到处平叛剿民军，不可能把本部交给陈洪范统领。

而东江镇，说句难听话，沈世魁不敢回山东，陈洪范不敢上皮岛。

已经是山高皇帝远，骚扰后金不是为了皇明，而只是为了生存这么一个状态，岛上拢共就几千兵，跟朝廷写信要物资都得奔着两万人说。

毕竟说有两万人，朝廷也就能给送千把号人的甲械物资，就这还不给马，不给马咋登陆作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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