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问题之所以如此受人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吏部尚书这个官职太过于要害。

还因为明年也就是万历二十一年是京察之年，等过完年，京师官场就要开始“人人过关”，而京察又是由吏部尚书和左都御史联合主持的。

京察六年一次，上次万历十五年的京察情况就告诉了所有人，京察已经成为党争工具。

当时的斗争从京师波及到了苏州，首辅差点辞官，而后又接连死了苏州知府和江南巡抚，还废了一个二品钦差大臣，由此可见京察之激烈。

结果在这个年底，还有俩月就要开始京察时，年老多病的王天官却卧床不起，怎能不引起万众瞩目？

这几年仕途不顺、从吏部文选司员外郎一路降到礼部主客司主事的赵南星本不想出面做事。

但是组织上要求他去游说朝鲜国使节，不去不行。

因为只有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接触朝鲜国使节，又不会引起任何注意。

其实赵南星能理解组织上的苦衷，近五年来，清流势力似乎一直在被压制和削弱。

在前几年最巅峰时期，清流势力占据着部院七卿之近半数，垄断了吏部文选司和考功司大多数职位，掌控着礼部话语权，在科道也拥有三四十名言官。

而现在，清流势力未必有最巅峰期的三分之一，这就是连续多年被放血的缘故。

而这次争夺吏部尚书，就是一个反攻的机会！

只要能拿下吏部尚书，再加上已有的都察院实力，就能在明年京察掌握绝对的主动权，通过党同伐异，让清流势力再次发展壮大！

最关键的是，恰好这段时间林某人不在京城，这是一个不可错过的战略机遇期。

为了这个目标，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为此有些人可能就要有所牺牲。

赵南星出面接洽朝鲜国使节尹卓然，就做好了被尹卓然出卖的心理准备，毕竟这是一个很有风险的工作。

但一个处境尴尬的礼部主客司主事，牺牲就牺牲了吧。

如果尹卓然肯合作，那就可以掀起一波舆论攻势，策应对吏部尚书争夺战，所以风险还是值得冒的。

当赵南星走了后，尹卓然就收起了贪财之色，陷入了沉思中。

他真是没想到，自己一个混日子的使节，居然有可能被卷进天朝上国的内斗中？

但说起党争，尹卓然也是老手了，在朝鲜国内，他可是北人党八大将之一。

三思之后，尹卓然派了亲信去秘密拜访礼部主客司的沈珫。

两次出使大明，尹卓然已经非常清楚，在主客司的官员里面，沈珫才是林泰来的绝对心腹。

亲信询问道：“见了沈大人，该说些什么？”

尹卓然指示说：“就说我身为朝鲜国李氏陪臣，不得不为太祖本宫被焚之事上表文，以全臣节，不过哭声可大可小。”

收到尹正使的递话后，沈珫稍加思索后，便猜出了些许内幕，这是有人希望尹正使大闹？

不过沈珫并没有立刻给出回话，他也要向社团进行禀报，恰好今晚就有社团会议。

会议由翰林院编修周应秋主持，这已经成为一个约定俗成的场面。

虽然林党的支柱是首辅、天官、大司马这三角形，但林泰来不在时，负责居间联络的人却是周应秋。

毕竟首辅、天官、大司马太过于惹人注目，很多时候不方便行动，连内部会议都可以不用参加。

而用周应秋充当总联络人和内部会议主持人，也并非是林泰来刻意指定，而是在长期的斗争和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情况。

第一是周应秋脸皮足够厚；第二是周应秋骚主意最多、应变能力最强；第三是周应秋对林泰来态度最狂热，隐隐然被公认为“第一走狗”。

在这三项特质上，目前社团中没有任何其他人能比得上周应秋，

故而当林泰来不在京师时，总联络人和内部会议主持人的重任，渐渐的就落到了周应秋身上。

本来负责这些的人是林泰来的实在亲戚、好妻侄、吏部核心官员王象蒙，但不知不觉、潜移默化的就变成了周应秋。

甚至连王象蒙本人都觉得，周应秋确实更合适。

能凭借天赋和实力取代“上层关系户”，对此别人不服不行。

今晚会场在王象蒙住处举行，毕竟王家空间比较大，这里当初可是户部尚书宅邸。

在堂中已经点起了火盆，更新社骨干成员三三两两的闲谈，只有周应秋闭目独处。

只有在九元真仙面前，周应秋才会拿出最大的热情，甚至狂热到自己人都觉得过分的地步。

但周应秋与社团其他人之间，却都保持着淡淡的疏离感，别人也都习惯了这一点。

“天色不早了，开始吧，有事说事。”周应秋忽然睁开眼说。

堂中暂时安静下来，沈珫先开口，将今日朝鲜国尹正使的传话转述了一遍。

周应秋毫不犹豫的说：“让他去闹，尽管大鸣大放，越大越好。”

沈珫疑惑的问：“这是为何？里面有什么门道？”

周应秋答道：“这里面有些机密，已经向赵首辅报备过，暂时不便于在社团内公布。”

于是沈珫便不说话了，社团有纪律，不该问的不问。

而后王象蒙开口道：“总算将文选司郎中挤兑走了，下面我就要争取升为郎中。”

周应秋说：“王前辈一定要拿下。”

王象蒙说：“尽力而为。”

周应秋又说：“不是尽力，而是一定。如果放在正常时候，文选司郎中的争夺必定十分惨烈。

但如今对家所有的精力都在吏部尚书上面，他们能用在吏部的全部资源都要用来争夺吏部尚书。

所以竞争文选司郎中的压力小得多，这也是王前辈你的良机，如果拿不下就太可惜了。”

如此众人又说了几件事情，将最近需要告知社团的事务讨论完毕。

最后周应秋发言说：“九元公曾言，每每他不在京师时，清流势力总要小小的反弹一下，然后等他回京来收拾局面。

这虽然是戏言，但也是对我们的批评，我们必须要将这个批评牢记在心。

如今九元公又不在京师，而偏偏又遇到京察大事，我们一定要坚决守住阵地，牢牢的将对家压制住！”

有人提醒说：“先不用说京察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吏部尚书人选之事！”

周应秋回应道：“这其实是一回事，是同一个战役的不同阶段！

据内应来报，清流党人这次的计划是，让左都御史孙丕扬破例迁为吏部尚书，同时让户部左侍郎孙鑨升为左都御史，以达到同时掌握天官和总宪的布局！”

当即有人骂骂咧咧，“又是这两个嘉靖三十五年的老家伙！”

当今朝廷中，除了久病卧床的天官王世贞，就这两个人的科名最早资历最老。

似乎无论是什么官职，这俩人都能跳出来争，而且优先度还不低，至少能恶心一下林党。

周应秋继续说：“内应还透露了清流势力的策略！这次他们可能尽力避免廷推，力争请求天子直接直接钦点内降！”

其余众人无语，这到底是个啥内应？如此机密的事情都能知道？听起来在清流势力中地位不低啊。

但是这内应目前只与周应秋单线联系，别人再好奇也无从得知，碍于保密守则又不能询问。

还有，清流党人现在这么怂了吗？连廷推都想避免了？

虽说吏部尚书和内阁大学士一样特殊，可以经由廷推也可以由天子钦点，主要看天子的想法。

但清流党人现在就这么害怕廷推么？难不成被近些年的几次关键性廷推给伤到了？

又有人主动问：“那我们又该如何去做？”

周应秋答道：“我们先推举南京吏部尚书王弘诲！”

众人对这个名字很陌生，而且感觉很莫名其妙。

虽然从南京选拔尚书也是一种正常操作，但这个王弘诲也不是什么自己人，怎么突然就要推举这么一个人？

周应秋强调说：“关于此事，我与首辅等高层人物都打过招呼，暂时不便透露更多。

请诸君相信，这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一定要让出征在外的林九元放心！”

而后又过一日，朝鲜国正使尹卓然为咸兴本宫被焚毁之事上表文，叩请皇帝做主。

同日，尹正使又哭于长安右门之外，让百官为之动容。

而后就仿佛拉开了新一轮斗争的序幕，有言官上疏弹劾林泰来不顾他人宗庙，并且在朝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礼法科普。

有人弹劾林泰来，就必然有人为林泰来辩护，声称兵凶战危险，出现兵火实属正常，不宜为此苛责。

与此同时，又有言官上疏言及吏部尚书王世贞多病，要求王天官辞职，朝廷更换吏部尚书。

这些场面不由得让很多朝廷官员感慨，也不知为何，近些年来每每到年底，朝廷就十分热闹，似乎年终大乱斗成了保留节目。

虽然没有去年同时更换三个阁老来得刺激，但围绕一个吏部尚书争斗也算是小有看头了，更何况这还是明年京察的前哨战。

对于这些奏疏，万历皇帝也拿不出什么具体看法，暂时留中不发继续观望。

其实只要不是大臣上疏闹国本或者批评皇帝，万历皇帝的态度往往还是比较温和的。

而后很多大臣将这种留中视为“鼓励”，又引发了新一轮的上疏。

在这轮上疏里，不只是谈论王天官自身问题，而且开始就下一任吏部尚书人选开始进谏了。

此时朝廷里又有一种声音很突出，那就是请求皇帝乾纲独断，破例迁左都御史孙丕扬为吏部天官。

不得不说，这个请求其实还是让万历皇帝非常心动的，成功引起发了皇帝的注意。

只要有可能，皇帝当然更愿意内旨钦点大臣人选，展现出君主绝对权威。

只是碍于政治环境里的各种限制，这种想法往往难以具体施行。

比如钦点之后经常会遭到外朝大臣的强烈反对，固然可以凭借君权强行压制下去，但过程也会太过于闹心，让皇帝感到不划算。

或者说，现在没有大臣值得皇帝这样不惜代价力挺。

所以想要真正达到“乾纲独断”的境界，非常考验皇帝的政治手腕，嘉靖皇帝就拥有这种能力，但也是通过十几年大礼议慢慢实现的集权。

而万历皇帝显然不具备这种权术水平，也没有这种连续十几年进行布局的耐心。

万历皇帝所有关于耐性方面天赋，大概都点在“赌气”上面了。

虽然万历皇帝很崇拜爷爷嘉靖，但他和爷爷的区别可能就在于，嘉靖皇帝能坚持维持一个思路进行一二十年的运营，最终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而万历皇帝只会连续赌气一二十年，无能狂怒之余间歇性的抽风作一下子。

在林泰来眼里，属于又菜又爱玩，还经常玩不起。

历史上万历皇帝一开始只是闹国本，然后借机赌气不上朝，算是玩不起了。

等闹十几年被逼立了长子后，大臣以为皇帝能消停时，结果又开始突破想象的更加摆烂。

竟然能连续十几年对官员任命也留中不发，满朝官职往往缺着一大半，内阁也动辄只有一个人办事，让朝廷动不动接近于瘫痪。

其实这样对体制的破坏非常大，严重动摇了大明朝廷的威望和运行机制。

或许万历皇帝很多方面都可以洗白，但在破坏体制方面，真是没得洗。

可以说，大明皇权的“神圣性”，就是嘉靖和万历爷孙两个通过不同方式破坏掉的。

话说回来，这次本来万历皇帝对外朝“狗咬狗”兴趣不大，但是有声音请求“乾纲独断”时，就引起了万历皇帝浓厚的兴趣。

甚至还想的有点多——这是不是一个好兆头？这是不是一种政治暗示，有一些大臣想着“投靠”自己了？

能不能以此为契机，让大臣开始习惯于乾纲独断？

如果大臣习惯了乾纲独断，那么以后再说起国本之事时，自己这皇帝是不是就能一言而决了？

想到这里时，万历皇帝决定，用一种更积极的姿态，插手这次吏部尚书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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