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姓的帮助下，毛文龙兵不血刃的占领了天津，也保全了他一手缔造出来的天津。

但天津之凋敝，却让毛文龙触目惊心。10年间辛辛苦苦营造出来的繁华都市，只这一年的时间就被彻底的摧毁。这真应了那句话，10年建楼1日崩塌。而要想恢复，更不知道需要多长的时间。

坐在原先徐光启坐着的椅子上，摸索着椅子的扶手，毛文龙对自己的老哥哥郑宏达发出了请求：“天津的恢复，需要老哥哥帮衬，希望你能在一面主持世贸组织筹备大会的时候，一面担起天津恢复的重任。”

郑宏达当然知道恢复天津的重要性，不过他为难的道：“可是我是一个商人，不能插手政府事物的。”

郑宏达说的是实情，在中国，商人和外国的商人永远有一种根本性的区别。

外国的商人可以掌握政府，成为政府高官。但中国的商人一直被排斥在政治之外，即便到了开放的二十一世纪，在中国，依旧是政商两条线，绝不交叉。

一个人可以弃政从商，官商勾结，赚的个盆满钵满，但你见过即便是天下首富富可敌国了，能成为官员的吗？没有。

中国的政治官员都是从小培养出来的，不是根红苗正，就是五道杠少年。商学院的不是不可以，但出校门必定是进机关从政才行。

外国，富商成为总统屡见不鲜，但要想在中国坐上政治高位，一定是干净的没有一点商人沾染的政治体系出身的。即便应该是由内行主持的商务部，也绝对都是政治体系出身的，而不是成功的商人做领导。即便人人都知道这是严重的外行领导内行，严重的不和道理也没有办法。这一道鸿沟绝对不会被打破践踏。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状况，跟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春秋战国时代，国君们就都知道商贾利于国家富强，“利”和“害”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统治者都知道了商人的“利”，也都看清了商人的“害”。孔子的弟子子贡是个成功的商人。而各诸侯国的君主们，对他只行关系对等的宾主之礼。却区别他的师兄弟们的敬贤之礼。

中国从古到现在的二十一世纪，职业排序几乎一直都是士农工商，认为商人游民不从事生产，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所以中国都鄙视商人，而改开近四十年来，企业家发展为社会的主要力量，公众对于他们的情感则是“羡慕嫉妒恨”。一方面羡慕有钱人，一方面又深信“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为政者知道商贾的重要所以才对他们严加限制。

这是因为商人富埒王侯之后，威胁以权力为核心的社会等级秩序。商人与威权专制，具有天性的冲突。这种冲突造成了中国的历史上商人这个群体被长期的、有组织的政治打压，这是权力使然。

中国的商人始终无法摆脱权力的阴影。而在地球另一边的欧洲，因为他们的落后于中原的农耕，这样他们不得不开始了的各种各样的规模商业活动。

这种活动需要明晰产权，才能完成交易。这确立了私有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若不如此则交易不能形成，交易不能形成每个人的生存就得不到保障，即便是有强权也不能轻易打破这个私有产权的神圣性，因为那种情况下会导致社会系统崩塌。由于这种活动是普遍的不可抗力的。因此，他们一开始对于商人、商业活动就是认可和尊重的，进而认可和尊重由商业活动产生的一系列文明规则。比如说私有财产权不可侵犯、公买公卖、相互平等、独立自由，因为你不独立的事做不成啊，你不是独立人咱们怎么谈呢？如果双方不是有自由意志的拍板，交易无法达成。而为了维护这种关系，商人们就一直努力的掌握国家权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和“风进雨进国王不能进”这两句话的本质区别其实是产权概念的模糊与清晰，这更是导致了后来欧洲商人与国王的关系已经形成了平等的契约关系，中国的商人却始终处于任人宰割的从属地位。商业文明迟迟得不到形成和发展的结果。

将商人融入到国家的管理体系里，这是毛文龙一直想做但一直做不了的。

那么，既然这次自己已经下定决心，通过这场战争，彻底的解决沿袭几千年的体制问题，让中原朝廷在政治上提速，创建一个让中原不再有兴亡更迭的体制，那就将一切都打破，拉更多的其他代表进入官场，让各行各业的能人精英，都有管理国家的机会。

一个工农商齐头并进的政治架构，就需要有商人在朝堂上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和发展掌舵者。

这样的宏愿，那就从天津开始，从郑宏达开始。

现在自己占领的归自己说了算，等自己和大明摊牌结束，也就既成事实了，想改也难了。最终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会成为一种约定成俗，一种习惯。

当然，毛文龙深深的检讨了一下这次京城反复政变的原因。一个是自己没有确定一个完善和被大家认可，而被共同遵守的制度。自己的改革不过是皮毛，没有触及灵魂根本。

还有一个就是时间短暂，没有被大家接受成为理所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