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近年来一直是民间可参与议论的话题，在对日问题上，官方言说和学者论述多少是受到民间舆论的影响的。如前几年马立诚先生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受到很大的压力，以至一些学者对中日关系问题，不太愿意谈。中国人近些年来对日本这种敌对情绪与上世纪70—80年代中日关系较为友好的局面大不一样。这与80年代末以来国际国内的大环境有关。在89年后，稳定压倒一切，传统意识形态式微，民族主义受到鼓励。日本自然就成了一个合适的对象。有旧仇，日本政界一些领导人又参拜靖神社，，日本政府暗中认同对修改教科书，国内媒体对日中关系的信息披露也不全面，所以，日本成为一个中国民族主义打击的一个合适的对象。按理说，在89年后，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的态度在西方国家中尚属温和。也从不对中国政府提出什么人权要求，直到博客中国访问日本外务省国际新闻官千叶明，他还说‘从目前安理会的构架上，即可看出日本的当选对贵国是有好处的。比如在人权方面，相比于西方国家，日本更能站在与贵国的态度一样的立场、彼此配合。‘这就是说，日本政府也认为中国人享受比国际准标较低的人权标准是合适的。

一、如何对待历史旧账的问题

近代以来，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这无须再讨论。用袁伟时先生的话的中日近代以来，打了三个半战争，中国因此现代化进程受阻，以至改变了轨迹。日本和中国在遇到西方过来的工业文明时，同时反应，开始现代化，但日本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所以从甲午之战开始，中国总是处在守势。但这助长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义高涨，企图用军事征服来在亚洲建立日本大帝国，尽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这样走下去的危险，反对****，希望靠商贸立国，但在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军方少壮派杀害。从1930年日本海军杀死了主张削减海军费用的首相滨口幸雄，9·18事变后1932年5月15日杀死不支持9·18事变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2·26事变中杀死了主张商贸立国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所以日本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近代以来，日本是中国的侵略者，这无须再讨论。用袁伟时先生的话的中日近代以来，打了三个半战争，中国因此现代化进程受阻，以至改变了轨迹。日本和中国在遇到西方过来的工业文明时，同时反应，开始现代化，但日本比中国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做得好，走到了中国的前面，所以从甲午之战开始，中国总是处在守势。但这助长了日本的野心，民族主义高涨，企图用军事征服来在亚洲建立日本大帝国，尽管有些日本政治家看出了，这样走下去的危险，反对****，希望靠商贸立国，但在上世纪20—30年代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思潮汹涌澎湃，这些政治家都被在民意支持下的军方少壮派杀害。从1930年日本海军杀死了主张削减海军费用的首相滨口幸雄，9·18事变后1932年5月15日杀死不支持9·18事变的首相犬养毅，1936年2·26事变中杀死了主张商贸立国的大藏相高桥是清，所以日本在极端民族主义的路上一条路走到黑，最后在二战中一败涂地，元气大伤。

战后，日本战犯受到东京国际战犯法庭的审判，人类公义已得到伸张，历史已有定论。

今天，日本新一代政治家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不愿认真面对那段历史，中国国民要求他们向西德社会党总理勃兰特1970年12月访问华沙时向波兰犹太人受难碑一样下跪，忏悔。客观地说，目前双方认知差距较大，日本政界认为已多次道歉，要让日本领袖向勃兰特一样下跪谢罪可能很难。

首先二战后在德国和在日本对战争罪犯和挑起战争的意识形态清算程度不一样。德国不但审判了战犯，而且对**主义、种族主义进行了较彻底的清算，即使如此，仍不能杜绝新**思潮在一定条件的沉渣泛滥。当然他们现在不是主流。

而在亚洲，美国原设想战后和中国结盟，控制日本。战后在讨论对日处理时，当时中国代表曾提出的收回琉球，在对日管制委员会拥有否决权，战争胜利后，美国拒绝苏联要求参加对日占领，却邀请中国在日本住军参加占领。可由于中国国内忙于内战，把整装待发去日本参加占领的中国军队——对日作战中令日军闻风丧胆的新一军调到东北战场打内战，所以中国未参加对日占领。后来，在冷战加剧的形势下，中国国内战乱，美国开始调整对日政策，内战中，国民党政权溃败，新政权宣布对苏联‘一边倒‘。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在亚洲确立了依靠日本。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无论大陆，还是台湾）在战后对日本的处理丧失了主动权。其它亚洲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也都因国内内战，或急于独立，都没有对日本侵略军的暴行进行系统挖掘搜集，所以造成了对日本战争罪的清算不彻底。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人才想起来让受日军侵害的人提供证词，这是不是有点太晚了呢？

1950年战胜国与日本签订和约时，中国缺位。日本1951年选择和在台湾的国民党当局签了和约，后来，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建交。发表了联合公报。历史问题也有清楚表述。以后，1978年*在东京与日本签订中日和约，双方都认同着眼未来，中日关系朝前看，建立世世代代中日友好关系的目标。那时中国的领导人处理中日关系是基于世界大势和中国的长远利益来考虑的。当然，日方也有回应，大平任首相时开始了用赠款和政府低息贷款方式给中国建设提供帮助，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始阶段，为中国许多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急需的帮助。日本的这些款项当然也有一种对二战中对中国损害的补偿的意思。但这些事，多数中国国民并不清楚。中国媒体没有如实地向国民说明日本的这近几百亿美元帮助的具体用途。

其次东方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不一样，没有原罪意识和忏悔传统。这一点已有许多人论说过。

目前，在用现有方式多次反对无效之后，中日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应必须另辟道路。首先要看到，目前，在日本编写新教科书的还属少数右翼，而且使用者也很少。多数日本老人，嘴上不说，但心里还是清楚的。在这种局面下，中国人必须让世界主流文明国家多数人知道日本在历史上的罪行。其次不失机会地向日本青年一代介绍这段历史真相。向犹太人一样，不断地追讨，不断地通过各种手段让世界人民特别是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的人民，让多数日本人，真正知道这段历史。一个美籍华人张如纯女士的南京大屠杀在让世界了解日本战争罪行的贡献，远胜于中国上亿网民的口水战。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自己拍不出有震撼力的揭露日本战争罪行的影片，如辛格勒名单家喻户晓。如兄弟连发现**集中营那样，让人们永远记住罪恶。我们为什么不能用把张如纯已经挖掘出的史实在发达国家的黄金时段争取播放。我们为什么不让来中国的外国人了解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承受的苦难？只要世界人民都认识到二战中，日本在中国和亚洲国家犯下的罪行，日本人他们想不面对能行吗？二战结束60年了，我们中国人在这段历史上用文学艺术向世界的表达极为可悲。甚至在史料上工作也不值得一提。而美国、前苏联拍出了多少世界级二战大片。我们花了多少钱去做形象工程，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在南京城的一个小角落，那么一点小，首先在建筑气势上就不能给参观者以心灵的震撼。而且还要收门票，可以统计一下，至今有多少国人参观过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我认为大屠杀纪念馆应该建在南京最醒目的地方，让每一个来南京游览的人，都不能不看到，二战中日本军人的堕落到了什么程度！日本人年年去参拜靖国神社，我们是否也有人年年祭奠那些长眠要中国土地上的国共两军抗日忠魂。在每个有大量忠魂的重要抗日战场和中国人受战争罪侵害的地方，我们都有纪念性的标志吗？中国人应拿出自己的钱来，先聘请世界级导演和制片人把张如纯的书先拍成影视片，再买断西方国家黄金时段播出，这肯定比在国内互联网发动口水战、搞什么签名活动对日本国民和政府的压力要大得多。

中国人要让别人尊重自己，首先要自己尊重自己的历史。让别人把人我们当人，我们自己先得把自己当人。抗日战争中国的全面抗战史，国人知道吗？我们的教科书是否真实、客观、全面？我们向孩子们讲了新一军、新六军吗？今年抗战胜利六十周年，我们能否把现在还幸存的国共军中参加过抗战的老兵和美国飞虎队的空军盟友们都请到北京长安街，让他们穿上昔日的军装，走在阅兵队伍的最前列？享受他们应得的荣誉。我们今天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是他们那一辈人浴血奋战争来的！

二、今天日本是否还是那个****武装起来的日本

应该说，*、***在日本****和日本人的问题上，观点是正确的。远比今天一谈日本人就破口大骂人们高明得多。他们承认，马克思的‘人，在其现实性是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命题。即人是受社会环境和思想支配的。所以他们说，日本人民也是日本****的受害者。中国人应该仇恨的是日本的****，和滋生****的那种社会体制，****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一种，主张用残暴的军事征服为自己的民族利益服务。而这一主义立足的前提是，世界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你不征服别人，别人就征服你。

那么，今天的日本是不是还是一个极端民族主义武装起来的狂热的民族？现实的情况是，战后多数日本人，在政治理念上受到现代文明教育，他们虽然不能直面历史，但也不是二战前的那种被极端民族主义操控的民族。从伊拉克战争后，日本向伊拉克派兵受到相当多国内人民的反对看，日本国民已不是二战前的那种国民。甚至还有二战时老兵来中国悔罪，有日本律师帮助中国民间索赔打官司，这在二战前的日本不能想象。即使有些日本政客亮出民族主义的牌，鉴于日本现在多元民主的政体，想用****再次动员日本民众，对邻国挑起大战决非易事。

所以中日政治家应站在世界大势和中日两国人民的基本利益来处理两国关系。

三、如何判断发展世界大势和中国的当务之急

不少人总是把今天的外部世界描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总爱强调落后就要挨打。照这个逻辑，反过来，强大就要打人，这是天经地义的。按照这种理论，世界在这个过程中循环，那将永无和平。这种理论，也是**主义和日本****产生的基础。应该认识到，人类摆脱了动物的野蛮状态后，在有了自我意识和对良心的扣问中，产生了对弱者的悲悯仁爱，创建了文明。文明这就是在一个社会开始创立了强者保护弱者的相对公平公正规则。东西方在文明之初就都有这种很明显的特征。如果人类社会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描述的那样，人类永远在丛林世界中，弱肉强食，人类永远不可能超出血族，在一更大范围里创立出文明。在人类的文明史上，20世纪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一次决定性的胜利。之后，人类在国际事务中，开始了全面的大规模的立法，进入一个全球文明时代。

在这里我还要问一句持上述观点的人，难道中国发展强大了就是为了打人吗？如不是为了打人，那我们强大了干什么？那只有另一条路，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保护文明的发展。

谁都知道今天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什么是全球化？绝不能简单理解为仅仅是经济全球化，全球化就是随着人员、物资、资金、技术、信息、观念、文化在全球的快速广泛流通，世界的全部活动日益纳一到一个全球规则体系中来。经济上现在世界贸易组织，政治上有联合国宪法规定章和安理会，伦理上有世界人权宣言和六大条约体系、军事上有各种行为准则，公共卫生上在世界卫生组织有条约。可以说在联合国旗下和各种多边国际组织中，对当代人类几乎所有活动都有一套行为准则。世界正走向一个新的全球一体的文明，一个隐约可见的更高级的全球文明体正在向人类走来。尊重人权、共和宪政、自由民主、自由贸易、社会保障和福利等一个新文明的基本要素已成为世界的主流。在今天的世界大势下，各发达国家之间再打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已不可想象。从世界政治大势下的低一个层次看，当今的国际政治形势，美国一超独大的局面，也不能有打世界大战的可能。中国今天没有理由准备和谁大一场大战，*先生1985年就提出了这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中国现在唯一可能引发战争的地方是台海两岸，但战争台海问题解决是下下策。这一策的输家是包括两岸在内的全中国。台湾问题的处理需要两岸人民的沟通、更需要政治家的智慧。两岸中国人是同胞为什么找不出和平解决的办法呢？现在看来，如果我们中国在国内能完成百年来中国仁人志士追求的政治民主，对台湾问题的解决将会有利的多。最近在网上有刘亚洲先生一篇讲话，也提到最可怕的是中国周边都是民主国家的战略态势。如果在所有民主国家中，中国被认为是不民主国家，那中国在世界的处境是无论如何不能改变被指责的被动局面。这一点在去年的一次会议上，连多年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学者和民族主义的代表学者也承认。台海双方如能和平发展，逐步走向统一，什么美日安保，有事法则统统等于零。关键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能不能把握自我。首先我们能不能尊重自己国内的同胞，不要人分几等，北京人、上海人、外省人、城市人、农村人，我们能不能珍爱自己的环境，不要把一条条母亲河都变成污水沟。我们能不能每一个人都认真敬业，做一个诚实的讲真话人。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有公道有是非的好社会，能否建立一个民主法治高效廉洁社会公权力系统。

四、如何处理对日领土争议问题

中日领土争议问题是牵动中国人情绪的一件大事，客观地说，中日的领土问题相对说来比较简单，不复杂。1978年中日签和约时，*先生提出让下一代人去解决，确有高明之处。客观说与中国有领土争议的国家有很多，如和俄罗斯，我们有很多有争议的地区，近几年也重新划定了边界。说实话，这里有一部分是不在不平等条约中的被苏联侵占的中国领土。如唐努乌梁海（约十七万平方公里），官方和民间都没有情绪化地讨论这一问题。中国和印度的争议地区，在我们不承认的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印度不但占领。而且建邦、移民，我们国内也无激烈争论。近年中国与多数周边国家包括越南在内都重新确定了边界，这里面不乏互谅互让，在南沙群岛现在中国和其他国家有争议的岛屿中，有很多国家已经占领开发，中国并无意动武。1984年*先生的建议是关于南沙群岛的领土争议‘搁置主权争议，共同开发‘。这实际上是有海上领土争端国家现在较好的一种处理方法。长期以来，我们教科书和政治地理学只讲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争夺海上霸权，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极少讲在二战后，特别是全球化背景下，根据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法的新的有关规定，争端国和平解决有争议的领土、共同开发有争议海域的新趋势。在国际上的已形成各种范例不予介绍，误导国民形成了海洋划界和岛屿争端‘永无解决的可能‘的认识。这在客观上鼓励了不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助长了依重武力、迷信武力是唯一解决争端的思潮。‘譬如，针对全世界有240个海上界线需要划定的新局面（新海洋法后——本文作者注），更是只说其任重道远的一面，而不述其顺利划定了154个，其中已生效132个的另一个基本事实；对其最有代表性的日韩独（竹）岛之争、希土爱琴海之岛的争纷，对泰马越三国在泰国海域的争议等等，也是关注万分，而对目前已有的几十个在争议海域‘搁置主权争议，实施共同开发，合理分享资源，共同分摊成本‘的新的流行大趋势，却讳莫如深。这不仅封锁和剥夺了中国民众在这方面的知情权，而且使沿海地带省际间有争议的滩涂、海岛和毗邻海域的问题解决，失去了多种可以学习和借鉴处理这类争端的参考物，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海洋边界情报方面的‘闭关锁国‘‘。（靳尔刚苏华职方边地——中国勘界报告书上册348商务印书馆2000年）。

目前，世界上国家间有争议主权的岛屿不少，但为之彻底影响两国关系的并不多，俄国占着日本北方四岛，日本并不因此就不积极从俄国进口石油。韩日之间的独（竹）之争，我看是政治家们在表演的成份大，两国真正为这个小岛开战或断绝政经关系绝不可能。

五、如何处理中日两国经贸

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中日间经济关系已呈互惠互利之势，在自由贸易成为世界主流的今天，提出抵制日货是非理性的。做为一个正在现代化的大国，中国对世界许多国家都是已经的或潜在的大市场，韩国已不能离开中国市场，日本亦然，同样，美国、欧洲、日本、也是中国商品的大量销售地。中国进一步的发展，世界各国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会越来越密切。中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有利于两国关系进一步友好发展。就如中美经贸关系发展到今天这种程度，双方谁都不能不考虑这种关系对两国的重要性。欧洲建立了欧盟，正在走向政经一体化，非统组织也改为非盟，美洲也有自由贸易区的规则。在亚洲中日两个大国不能合作牵头，倒是让东盟这些国家成了整合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领头人。这是很值得人们思考的。中国的现代化还有很长路要走，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市场容量会日益增大，对外出口量也会有更多要求，维护中日经济关系良性发展对中国和世界大局都有利。经济就是经济，不要在谈经济时主动把政治带入。这些政治因素不用说，他自然在起一定的作用。在中美经贸上，中国一向主张经济和政治分开，对日本也应该如此。

六、如何处理两国政治关系

首先，对日本国家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日本现在早就是一个正常国家，也是一个民主国家，他们中一些政治家的右倾态度，是要争取一部右翼国民的选票。所以我们不能只对日本政治家说你们认罪，更重要的是要向全世界和日本新一代国民普及历史真相。对普通日本人民要友好，但又不失时机的做普及历史的工作。前年有在网上看了一篇文章，有五个日本学生在海南看了当过日军慰安妇的老人，了解了历史真相，深受触动。这说明，对日本年轻一代做工作是有效的。

中国与日本关系的历史旧账问题，不应是两国发展现有政治关系的主要障碍。这个问题历史已有定案，中日之间对此问题的处理应另找渠道处理。当然民间索赔决不放弃。

事实上不仅日本，所有近代以来对中国侵略的国家，有谁向中国下跪忏悔了？近代以来侵占中国国土最多的俄罗斯忏悔了吗？英国、法国忏悔了吗？但这并不影响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关系。在人类文明史上，在野蛮时代，各个民族、国家间历史的恩怨太多了，如果光在这里面兜圈子，多民族国家，世界大家庭、世界大同、共产主义理想就都不要再谈了。对当前中国来说，应该是不忘历史，但朝前看。在国内国际营造和平发展的条件。

韩国前一段也应对古代历史的阐释与中国有很大分歧，中国也不主张在两国政治层面上处理这个问题。美国人不因为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而在政治上影响两国关系。政治层面上，应处理对国家发展战略当务之急的事。

关于日本‘入常‘，无疑日本在当今国际事务中，扶贫，救灾，国际援助，联合国会费上表现不错，提供了众多资金，事实上，日本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但对二战的战争罪行缺乏认真反省，出任常任理事国道义资格也确有疑问。一个对自己国家的罪行缺乏反省的政府，是可以让世人在道义上信赖吗？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要向日本政府和日本国民明确说明。我不知中国政府有无在程序上使用否决票的机会，如果安理会只讨论方案，不讨论具体国家，最终在大会上表决，我看中国的这种机会很小。现在联合国改革方案和选举程序都无最后定论，现在讨论为时尚早。但至少因让日本知道中国人在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上是不认同的。

中国政府采取什么行动这是当局者自然要考量的事，民间的中国人应该不懈地在联合国和向世界人民广泛普及历史真相。宽恕和朝前看，并不等于不正视历史。特别是在构建一个新的全球文明中，认清什么是罪恶，这是对人性中的幽暗是有警醒作用的。十一年前在卢旺达，人类不是又一次复重了类似当年日军在华的罪恶吗？